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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概念不统一由于互操作涉及领域多、范围广，不同领域使用的概念非常多样，内涵与外延均缺乏权威界定，缺乏统一的认识与分析框架。

而健康的内地港澳关系则有助于维护和促进中央特区关系良好发展。2000年《立法法》确认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经济特区所在市制定经济特区法规的授权。

在讨论中央特区关系时，邓小平仍然使用了主体这个词。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而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职权的范围正是一个宪法实施中需要解决的问题。5.善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实际上，适应大湾区建设需要，必须逐渐调整法律法规的恰是内地方面。[20] 同前注[19]，黄明涛文。[20]——细读宪法第六十二条所谓兜底条款之表述，当然可以同意全国人大的权力确由宪法规定，也受宪法约束，是有边界的。

但西九龙站口岸的情况就不同了。不过，国际法学界对于港澳特区缔约权的研究，和当前大湾区建设所涉问题关系并不大。特别行政区可与内地司法机关通过协商进行司法互助。

2010年6月起，深圳、厦门、珠海、汕头等经济特区先后扩大范围，经济特区和所在市的行政区划才终于实现重合。在内地港澳关系中，矛盾着的是被地理空间分开的内地社会和港澳社会，它们各自的经济成分比例、社会生活方式不同，即便如此，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不断壮大的内地社会主义经济。《中葡联合声明》也有类似的表述。对大湾区治理结构的完善，若涉及对港澳法律制度的重大改变，将有赖于全国人大基于宪法第二条的授权。

其二是内地与港澳地区的关系（内地港澳关系）。社会主义制度也不是社会、经济制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体制意义上的。

他们达成一致，便以机构的名义直接发布新的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在三地同时生效。[32] 叶一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机制建设刍议》，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而社会主义的概念和制度，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征。再有，大湾区建设涉及到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

[7] 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载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在这个矛盾中，主要方面当然是为宪法所确立的国家性质、国体，次要方面可长期存在，主要方面更要稳定存在。对于内地方面来说，虽然内地部门和机构的职权尚不明确，但内地居民在港澳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受到尊重和法律保障。机构可由粤港澳三方高层代表或指定官员组成。

[40] 伍俐斌：《也谈港澳特别行政区的缔约权》，载《当代港澳研究》2017年第1辑。有趣的是，俗称港澳 CEPA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也成立了一个由双方高层代表或指定官员组成的联合指导委员会，并设立了联络办公室。

而国家发展改革委是协议的协调者和监督者。[52] 林彦：《经济特区立法再审视》，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

以宪法条款和跨域合作协议共同来奠基大湾区规则体系，是现实的也合理的选择。可见，深圳和珠海这两个窗口，原本就是主要面向港澳的。他们一般认为，港澳的所谓缔约权是高度自治权中行政管理权和立法权的延伸。[21] 参见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的保障》，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邓小平是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分析问题的哲学框架是且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过去，我国涉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的跨域合作协议，一般由中央政府部门（或最高人民法院）与特区政府共同签署。

5.善用经济特区立法权实际上，适应大湾区建设需要，必须逐渐调整法律法规的恰是内地方面。大湾区规划纲要专门强调了地方政府间相互协调的必要性，明确提出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加强沟通协商。

考虑到大湾区规划纲要是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纲要中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统筹指导一句省略的主体当就是纲要发布者自身。纲要后文也提及在内地管辖权和法律框架下，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港澳相衔接，可见港澳法律并无作出重大改变的必要。

而迄今为止，基本法第二十二条所称的这类机构尚未真正建立。而降低交易成本，实现法制协调，恰是大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

[49] 参见陈欣新：《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载《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恰恰相反，此时中央政府往往是港澳方面利益的保护者。[35]欧盟虽然由数十个隶属不同法系的国家组成，但早已经实现主要经济要素自由流通，法律一体化程度远非现在的大湾区所能企及，原因正在欧盟存在负责一体化规则制定、执行和争端解决的专门机构。香港特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意见是，循普通法原则，香港特区立法会独有一般立法权，行政长官在获得立法会授权的条件下可以依据赋权条例制定附属法规。

实际上，深圳湾口岸和横琴口岸的相关安排也都涉及到内地和港澳签署土地租赁等事项协议的问题。韩大元：《论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过程中的作用——纪念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20周年》，载《现代法学》2017年第5期。

过去，港澳同内地主体签订协议，包括《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均简称CEPA协议）等，并没有使用中国香港或中国澳门的名义。[2]其在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中更是各有侧重。

大湾区框架协议的表述是，四方每年提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年度重点工作，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征求广东省人民政府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国家有关部门意见达成一致后，共同推动落实。人们经常将这两对关系混为一谈。

毋庸赘言，根据《立法法》的规定，经济特区法规可以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变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将为维系好这两对关系，继续作出积极贡献。[50]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第1条规定，为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分别划出一定区域，设置经济特区。其公法性质的部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很可能仍需要中央政府协调解决。

内地和港澳方面可共同返回一事一议程序，签订适当调整内容后的新协议。协议规定了四方的合作宗旨、合作目标、合作原则、合作重点领域，以及所需体制机制安排。

在实践中，全国人大任何行使第六十二条第十六项职权的行为，都可以被理解为他已经完成了合宪性判断，他认为该权力应当由他本身来行使。而这正是大湾区规则体系中内地港澳关系的体现。

但如未来放弃一事一议，涉及大湾区建设的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改由专门机构制定，那就可能对港澳特区提出新的要求。而健康的内地港澳关系则有助于维护和促进中央特区关系良好发展。